同时和中国与柬埔寨打仗，黎笋时期的越南，究竟有多穷？

1978年7月，越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，会议决议明确提出：美国是基本和长远的敌人，北京和柬埔寨是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，苏联是可靠的后盾。为了实现建立印支联邦这一既定国家战略，黎笋集团决定借助苏联的力量，一方面尽快以军事手段推翻民柬政权，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；一方面加强北部边境的战争准备，抗衡中国可能施加的军事压力。

也就是说，黎笋集团为了实现地区霸权主义野心，采取了主动进攻战略，在中南半岛各个战略方向上全面出击。在北面，和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边境战争；在西面，部署6万部队武装控制老挝；在西南面，出动20万大军入侵柬埔寨，陷入了同样长达十年的战争泥潭。越南这个20世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，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，国家统一没几年，又被黎笋带入了战争的沼泽。那么，在和中国、柬埔寨打仗的十年间，不堪重负的越南究竟到了多么穷困的地步？

对外战争主导了一切。越南主管经济的负责人承认：“不得不把更多的粮食和更多的钱用于军队，把更多的外汇留给军队，.军队把我们所需要的卡车拿走，把我们搞农业和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抽走。”军需把越南的财力耗尽。1977年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1.4%;，1979年占47%，1982年占59%。长期的战争使得越南财政赤字增大，储备枯竭，每年必须大量借债才能度日。

军队吞没了越南的人力资源。当时越南的人口约为5300万，但是正规军已达120万以上，还有民兵500万，占全社会劳动力三分之一。其中，驻外侵略军(包括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的部队) 20万以上。可是这还不够，还在征兵、抓兵。1979年，黎笋集团下达全国总动员令，年龄从18岁到45岁的“壮丁”全部登记，随时听令入伍。

在城市里，仿效当年阮文绍政权的抓兵手段，突然封锁街道进行检查，凡是没有工作证件的“壮丁”一律抓去当兵。在乡村里，各村一般一次抽走一、二十名，也有更多的，如芽庄附近有个永寿村，一次抽走了一百多人。新兵入伍后不许给家.里写信。他们被直接调到東埔寨战场去。为了支撑日益庞大的战争机器，加紧实行穷兵黩武的政策，黎笋集团毫不掩饰地宣布“1981至1985年国家计划的目标，将是全国准军事化"。

久经战火的越南老百姓知道，过去当兵是为了反抗侵略，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是光荣的；而今当兵是当侵略别国的殖民军，是可耻的。厌战反战情绪极为严重，许多青年因为不愿当兵而逃亡，为了逃避避兵役而自己伤残肢体或者器官的事例比比皆是。也有新兵集体开小差的。1981年秋天，胡志明市强征入伍的数百名新兵，准备开赴柬埔寨。一天晚上，他们留宿在西宁省的一个兵站，第二天黎明之前，这批新兵趁着看守不备而向丛林逃散了。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发生，甚至在柬埔寨的驻军为了不在战场上送死，也有不少冒着生命危险开小差的。

侵略破坏了正常的经济，战争吞噬着一切。越南什么都短缺，粮食缺，燃料缺，日用必需品缺、.连草席、饭碗都凭证供应，而且常常有证无货。越党宣传工作负责人黄松也承认，越南“正面临着一个全面短缺的危机”。

越南本来是东南亚著名的水稻生产国。但由于大量征兵造成的农业劳动力不足，粮食生产年年完不成计划，以致于每年缺粮300至400万吨。1983年原计划生产2100万吨粮食，到4月间，当局估计形势不妙，缩减到1550万吨，但是根据《人民军队报》透露，上半年冬春生产粮食只有550万吨。实际完成数和计划数相比，又一次“相距甚远"。对于缺粮问题，黎笋集团有两种对策，一是向外求援，二是削减口粮。

几年间，黎笋集团派出许多要员向国外伸手求助。据统计，1978至1979年，向苏联讨得170万吨。1979年向西方国家、联合国有关组织等讨来15万吨。但是从1980年开始，“施主”难找了。苏联侵略阿富汗之后受到国际经济制裁，进口粮食不足，又遇到歉收，自身粮食也很紧张，虽然答应再给越南80万吨，但第一季度只给了6万吨。此外，只有世界粮农组织给了5000多吨，西德一个团体捐赠了500吨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

求助于外援的路子不好走，于是黎笋集团拿出了看家本领：压缩口粮。几年间，越南城镇居民的口粮一减再减。1982年1月至5月，干部平均口粮为每月13公斤，居民9公斤；6月起，再次降低部分人员的口粮1至1.5公斤。2月8日，黎笋说：“越南经济面临的困难正给工人、干部和一些劳动人民的家庭生活带来最糟的影响。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为经济建设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。”10月，越南外长阮基石在纽约说，“我们已经两次勒紧裤腰带了”，“我自己每月的大米定量已从16公斤减到13公斤”。像阮基石这样的大官们是决不会饿肚子的，问题是广大老百姓饥肠辘辘，如何去为经济建设“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”?

1982年年初，黎笋集团下令各省自行解决缺粮问题，号召干部自筹3个月口粮。这等于公开鼓励各地大搞歪门邪道，纵容各级干部贪污、纳贿。黎笋集团还号召军队除了战备值班部队自筹2个月口粮外，其他部队自筹3至6个月，由此导致部队侵占群众口粮的事件层出不穷。侵柬越军也因为缺粮而不断侵吞国际援助東埔寨老百姓的救济粮。

黎笋集团的另一个办法是向农民压榨，在农村发动“筹集粮食战役”，向农民收缴“义务粮”，强征“赊购粮”。实际上，由于粮食年年减产，农村粮荒日益严重，哪有余粮可征。从越南中部逃出来的难民说，富庆省永福乡有几个村子近三年收成很差，国家几乎把全部粮食收走了，搞得农民没饭吃。许多农民外出逃荒，有的村庄已荒无人烟。芽庄附近到处可以见到讨饭的农民。

从顺化市灵光寺逃出来的一个和尚说，这个寺有8公顷土地，国家逼着他们把收获的全部谷物卖给国家，每筐(12公斤)只给越币5元(市场价70至100元)，他们被迫去买高价粮，每公斤9元，这样的日子真是被“逼到绝路上了”。情况如此窘迫，难怪河内当局的粮食征购计划年年完不成，一年更比一年差，连水稻重点产区湄公河平原也没有一个省完成任务。

不仅粮食完不成计划，其他经济指标也完不成，黎笋集团大肆吹嘘的第二个五年计划(1976年至1980年)完全落了空。原计划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5%，实际上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，1978年只有2%，1979年下降到零。以工业主要指标为例，原计划到1980年年产煤1000万吨，钢30万吨，水泥200万吨；1979年实际年产煤550万吨，钢10万吨，水泥60万吨。主要指标尚且相差如此之远，其他指标可想而知。

在举步维艰的经济形势下，越南市场萧条，百业凋敝。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、技术人员和劳动力而开工不足，甚至“多次关门”，纺织，印染，塑料等行业处于半停工状态。仅胡志明市，就有45万人失业。轻工业生产上不去，造成日用品供应极端紧张，以致于不得不用次品来顶替。各城市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。河内百货公司的商品品种，从15000种减到3000种。

以顺化为例，每人发布票4米，但买不到布。每月2斤肉，经常无肉可买。一盒火柴从4分涨到2角，凭本供应，黑市价5角。一位逃出来的难民是个牙科医生，他每月工资58元，只能在自由市场买12包香烟。(当时越币每元约合人民币7角2分）。1982年春节供应年货，每份只有炸肉皮一小块，调料两小包，绿豆粉半斤，蜜饯，饼干各一斤。自由市场上的东西虽多一些，但价格贵五到十倍，除了贪官污吏和投机发财者之外，一般老百姓很难光顾。

越南的渔业比较发达，结果广大渔村也破产了。1978年以后，黎笋集团搞“收购战役”，压低收购价格，抬高交售定额。有的地方规定每人每月交售鲜鱼700公斤，每公斤收购价2角5分(市场价格为普通鱼1.5至2元，一级鱼8元)。交售不足之数下次补足，结果越欠越多，永远无法补足。1983年，又因为柴油供应紧张，机动渔船缺乏燃料无法出海，导致产量大幅度下降，大批渔民生活无着，只能逃亡海外。

越南贫困的经济根本无力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，而黎笋集团却顽固地坚持对外扩张侵略政策。缺吃少穿、生活困苦的越南老百姓，一直到1986年7月黎笋去世，越党改弦更张，摒弃黎笋时期的“国防和经济并重”政策，改为推行“革新开放”政策，才算看到了曙光！

作者为历史学硕士，大学讲师，专注中越战争史。